王建：對中國經濟增長數據的深度分析

由于次貸危機的爆發，中斷了新全球化以來中國以外需為主導的高速增長過程，而這場危機將在很長時間內持續，所以若不從外需主導型增長向內需主導型轉變，中國經濟就會持續下行。經濟下行的內部原因是生產過剩，生產過剩則產生于收入分配差距。而在中國特定發展階段，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因城市化嚴重滯后所形成的城鄉收入差距，所以，城市化就成為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中國證券報發表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文章稱，原先以為，城市化會成為“十二五”中后期的主導戰略，但以大規模城市化為核心內容的結構大調整始終沒有出現，所以經濟下行會變得更加嚴重。去年8月，首先是工業增長率出現了“跳水”，從上月的9.1%猛降到6.9%，緊跟著是進入四季度后發電量、鐵路貨運量和M1增速猛降。根據這些情況判斷，三季度經濟應“破7”，四季度應“破6”甚至“破5”，但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看，這兩個季度都保持在7.3%的穩定水平。因此從另一角度，對去年數據進行一些分析。    　　看不懂的平減指數    　　文章分析，GDP總值分現價與不變價兩種，不變價經濟增長率乘以GDP平減指數，就是現價經濟增長率。在中國目前還沒有專門的平減指數統計，而是用CPI與PPI指數來合成。比如1978-2013年間的CPI增長年率是2.5%，PPI增長年率是1.9%，同期的GDP平減指數基本是CPI與PPI之和，即4.4%。    　　2014年GDP增長率是7.4%，CPI是2%，PPI是-1.9%，所以若按歷史規律和沿用的方法，GDP平減指數本應基本為“0”，但按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計算，去年GDP的現價增長率是11.9%，所以平減指數是4.19%，即平減指數與CPI、PPI的關系出現了顯著背離。    　　如果看2014年前三季度，GDP平減指數是1%，而前三季的CPI增速為2.3%，PPI增速是-1.8%，兩者之和約為0.5%；四季度CPI平均值是1.5%，PPI是-2.8%，兩者之和約為-1.3%，而四季度的現價GDP增長率卻是19.2%，實際增長率是7.3%，則平減指數竟高達11.1%。所以，平減指數與CPI、PPI的嚴重背離主要是發生在四季度的統計中。    　　如果GDP平減指數發生異常變化，肯定會在增長結構上有所表現。由于在GDP總值中，工業占36%，服務業占48%，所以下面我們主要看工業與服務業的平減指數與CPI、PPI的關系。2014年四季度工業不變價增長率為7%，現價增長率卻為15%，平減指數為7.5%，但四季度的PPI增速卻是-2.7%，其中12月已降到-3.3%，所以四季度工業增加值平減指數與PPI的背離就高達10個百分點以上。而服務業四季度不變價增長率是8.1%，現價增長率竟高達28.8%，平減指數為19.1%，但按照統計局的服務業價格統計，去年四季度是1.9%，所以服務業增加值平減指數與服務業CPI的背離更高達17個百分點以上。    　　GDP平減指數與CPI、PPI同源，都是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價格水平的反映，所以不可能CPI、PPI向下，而平減指數向上。去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在下行過程中開始顯露出通縮跡象，表現為各類價格指數的逐季走低。但進入四季度，雖然CPI與PPI的通縮勢頭更加明顯，平減指數卻脫離了消費物價與工業品物價的走勢，突然拔高到11.1%。2005年和2007年是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兩個嚴重通脹的年份，GDP平減指數也沒有高過8%，而若平減指數高過10%，CPI與PPI本應都該高過5%，我們看到的應該是嚴重通脹形勢，這與當前的通縮形勢完全不符。    　　還有一個觀察角度，就是各地區GDP平減指數的變動情況，因為全國GDP是在各地區上報數字基礎上的匯總處理，如果各地區的平減指數與國家統計局的平減指數大體相符，則去年全國GDP平減指數與CPI、PPI增速的背離也有根據。由此我計算了GDP總值排在全國前16位的省、市、區GDP平減指數情況，這16省市2014年經濟總值占全國總量的82%，應有足夠的代表性。在這16省市中，去年平減指數高于1%的只有5省市，最高的是上海和北京（1.9%），有10省市在1%以下，其中還有6省市是負值，最低的河北只有-2.4%。但是全國的統計結果是4.19%。顯然，去年全國GDP平減指數的高估，不是出在省市。    　　看不懂的經濟增長率    　　文章表示，不僅是對平減指數看不懂，對實際經濟增長率更看不懂，還是從發電、運力和貨幣這三個與經濟增長相關性最強的指標來分析。    　　先看發電量與經濟增長率的關系。“十五”期間國內GDP平均增速9.8%，發電量增速為13%；“十一五”期間GDP平均增速是11.2%，發電量增速為11%。“十二五”前三年的GDP平均增速8.2%，發電量平均增長8.7%。可見新千年以來，包括次貸危機以來，發電量增長率始終高于同期經濟增長率。但是去年經濟增長率7.4%，發電量增長率卻只有3.2%。從時段看，去年上半年，發電量增長率5.7%，GDP增長率7.4%；三季度發電量下降到1.7%，GDP增長率還是7.4%；四季度發電量下降到1.3%，GDP增長率只微弱下降到7.3%。所以發電量與統計經濟增長率的背離，主要是發生在去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    　　如果發電量大幅低于經濟增長率，那只有一個解釋就是用電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于工業用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的3/4，在工業用電中重工業又占八成以上，所以如果是經濟增長大量節電，必然是因為重工業用電比重大幅度下降。但根據國家能源局的數據，去年工業用電中，重工業比重是83.3%，2013年是83.4%，只有0.1個百分點的變化。顯然，去年中國的用電結構并未發生顯著有利于節電的變化，那為何發電量卻與經濟增長率發生了嚴重背離？    　　如果按經濟增長與發電量1:1的比例計算，去年實際經濟增長率可能已經下降到只有3.2%，四季度只有1.3%。由于四季度用CPI、PPI加總的平減指數已經是負值，現價經濟增長率進入去年四季度可能已經是負增長。這個情況與2014年8月以來企業利潤就已進入負增長，四季度負增長4.8%，12月份負增長8%的情況，也是相匹配的。    　　再看鐵路貨運情況。新千年以來，經濟增長率與鐵路貨運量的比率平均是1：0.63，即經濟增長1%，鐵路貨運量相應增長0.6%。按照這個關系，去年經濟增長了7.4%，鐵路貨運量至少應增長4%。但是去年上半年，全國鐵路貨運量下降2.1%，三季度下降2.5%，四季度下降7.8%，其中11月下降6.9%，12月份下降11.4%，這是前所未有的降幅。按照四季度鐵路貨運量的巨大降幅，四季度的經濟增長率應該已經下到“零”以下。這些情況都說明，自去年8月工業增長率突降2.1個百分點開始，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出現了“斷崖式衰退”。    　　再看貨幣。貨幣主要看M1，因為M1是交易中的貨幣，如果看貸款，在經濟不活躍的時候，企業獲得貸款會存而不用，就會表現為雖然貸款與M2的增長率都很高，但M1增長率很低，所以經濟增長的勢頭強弱，主要與M1的增長率相關。    　　新千年以來，M1的年均增長率為15.3%，是同期經濟增長率的1.5倍。2011-2013年，經濟增長率年均8.2%，同期M1增長率年均也為8.2%，是1：1的關系。但是去年M1只增長了3.2%，這個增長率是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有貨幣供應量統計后未曾有過的低值。2012年一季度也曾出現過M1為3.4%的增長率，但以后又逐漸恢復，全年仍上升到6.5%。去年上半年，M1增長率還在8.9%的高位，但到9月末下降到4.8%，四季度就降到了3.2%，所以主要是在四季度發生了萎縮，與2013年四季度相比，M1新增額從2.5萬億元減少到2.1萬億元，但四季度統計的現價GDP新增額卻有3.5萬億元，這個GDP增加額就顯得不真實，何況去年四季度股市開始活躍，大量貨幣交易是服務于股市而非實體經濟。    　　綜上所述，如果按照消費與工業物價走勢，以及電力、運輸和貨幣所表現出的經濟運行態勢，去年的實際經濟增長水平可能已經“破5”，現價增長率更可能在去年四季度已經進入負值。    　　目前唯一與經濟嚴重下行不匹配的情況是就業，但這其中恐怕也有水分。不是說失業率指標不準，因為的確還沒有出現大量失業的情況，而是從生產積壓情況越來越嚴重來看。反映生產積壓的指標是產成品庫存增長率。如果產成品增長高于生產增長，就表明銷售不暢；如果產成品增長大幅高出工業生產增長率，企業就不是為市場而是為庫存生產。由于產品不能實現銷售，生產過程的維持，如購買原材料、燃料動力和支付工資，不是要動用以前的利潤結存，就是要用銀行貸款或社會融資來支付，因此是不可能持久的，一旦企業利潤結存耗光、信用耗光，為庫存而生產的過程就必然走到盡頭。    　　去年現價計算的工業增長率是6.3%，統計局公布的產成品增長率也是現價的，是12.6%，正好是現價工業增長率的一倍。新千年以來，現價工業增速與產成品增速的關系平均是1：1，2011-2013年平均是1:0.98，還是接近1：1，而去年則是1：2。這種變化，說明企業的生產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為市場需求生產，而是在靠吃老本和借貸來維持企業運轉，則就業的狀況即使好，也是難以持久的。另一方面，沒有企業愿意為庫存生產，出現這種情況，是企業為了維持不關門、職工隊伍不散而在苦撐，如果宏觀形勢再不顯著改善，出現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的情況恐怕也不是危言聳聽。